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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商學院的兩位學者丹尼爾·費勒(Daniel Feiler)和亞當·克雷恩鮑姆(Adam Kleinbaum)，在心理學領域全球頂級學術期刊《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即將刊發的論文中，再次為內向者具有領導力優勢提供了科學證據。
他們選取了美國東北部的一所私立大學即將入學的284名MBA學生為樣本，調研了學生從彼此陌生的新學期第1周到逐漸熟悉的第11周期間(前5周為研究第一階段，后6周為第二階段)友情網絡的形成過程，分析了外向型和內向型人格特質與社會網絡的內在聯系。
兩位學者發現，內向者具有最小的“網絡外向偏見”，這有助于他們成為更好的領導者。而外向者的“網絡外向偏見”偏大，有可能導致錯誤的自我認知和管理決策。
“友情悖論”背后的社會網絡結構
費勒和克雷恩鮑姆的研究出發點，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斯科特·菲爾德(Scott Feld)在1991年提出的一個有點挑釁性的研究發現——“友情悖論(Friendship Paradox)”。即：一個人擁有的朋友數，小于他的朋友們所擁有的朋友數的均值。這就意味著人們的社會網絡中，集中了較多的擁有更廣泛社會聯結的人，造成個體社會網絡構成的不平衡。
費勒和克雷恩鮑姆提出，個體社會網絡構成中，擁有更多朋友的人偏多，這種不平衡狀態會給人們對自我和他人的認知造成偏見，從而影響個體對社會行為的信念和決策。
因此，有必要從“友情悖論”的數學定律出發，去挖掘社會網絡不平衡狀態形成和發展的深層次規律。為此，他們就以個體的“外向型—內向型”作為分析視角，探討外向者和內向者的社會網絡形成規律以及不平衡狀態。
社會網絡的形成，在現實當中表現為兩個人成為朋友。一般而言，兩個人成為朋友的可能性，會因二人之間的互動性和相似性而增加，而且與外向型或內向型程度相關。為了測度受歡迎程度，兩位學者在研究實施的兩個階段，分別讓MBA學生獨立在線回答下列問題：
你更愿意花費空閑時間與誰相處?
據你觀察，自從你們入校以來，在非正式的活動中(如外出午餐、晚餐、酒會、看電影、到家里串門等)，你與班上哪位同學接觸得最多?
為了測度外向型人格特質，他們采用了經典的大五人格量表，其中指代外向型人格特質的題項涉及“開朗”“健談”“好社交”“活力四射”“飽含熱情”和“充滿自信”等，同時還有反意題項，如“沉默寡言”。
費勒和克雷恩鮑姆認為，受歡迎程度和人格特質的同質性是社會網絡形成的“雙重根基(Dyadic underpinnings)。他們通過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外向者要比內向者更有可能將其他人選為朋友，也更有可能被其他人選為朋友;而如果兩個人在外向型人格特質方面的水平越接近，彼此將對方選為朋友的可能性也越大。
外向者“過度代表”了你的朋友圈
費勒和克雷恩鮑姆認為，受歡迎程度和外向同質性水平各自對社會網絡的影響，看上去簡單直接，但是，當把這兩個因素放在一起分析時，就具有了深層次的意味。為此，他們進一步探討了二元效果對個體社會網絡的影響。
首先，他們提出了人口外向型水平和網絡外向型水平兩個概念，前者是整個社會環境中外向型人格特質水平的平均值，后者是個體社會聯結中的外向型人格特質水平的平均值。
如果友情是在人口中隨機建立的，那么，網絡外向型水平與人口外向型水平應該相同。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外向型水平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和其他人建立友情。因此，交朋友并不是一個完全隨機性的活動，這就造成一個人的社會網絡中，外向者偏多、內向者偏少，最終導致個體社會網絡中的外向者“過度代表”了整個社會朋友圈的實際外向水平。
據此，兩位學者提出了“網絡外向偏見”的概念，即網絡外向水平整體上高于人口外向型水平。他們確認，人們的社會網絡是一種不平衡的結構，體現在具有較多社會聯結的人偏多。兩位學者通過嚴密的統計方法，將全部調查對象所反映出的人口外向型水平設置為0，然后分析個體的網絡外向型水平。數值表明，后者數值大于0，且在統計意義上明顯高于前者。而且，“網絡外向偏見”不會伴隨時間而增加，也就是說，個體社會網絡的這種不平衡狀態，容易形成并將保持穩定。
那么，一個人的人格特質與“網絡外向偏見”之間具有聯系嗎?對此，費勒和克雷恩鮑姆不僅給出了明確肯定的回答，而且還指出，外向型人格特質水平越高，“網絡外向偏見”越大。
圖1是兩位學者總結的個體網絡外向水平與其人格特質外向型程度之間的關系。橫軸代表自己的外向型程度，縱軸代表網絡外向水平，藍色虛線代表人口外向水平。如前所述，這個水平被研究者運用統計方法處理為標準值0。藍色實線與虛線之間的距離，就是“網絡外向偏見”程度，黑色實線框起來的區域反映了藍色實線的95%置信區間。
從圖中可以看出，自己的外向型程度越高，藍色實線與藍色虛線的間距越大，意味著“網絡外向偏見”越大。當一個人的外向程度大于均值，那么，他越外向，“網絡外向偏見”就會越加速增大。但當一個人處于極端內向水平時，他的網絡外向水平則是校準程度最高的，如圖中黑色實線區域最左側所反映的，存在正負相抵的情況。簡言之，外向者社會網絡具有較大的“網絡外向偏見”，而且，愈外向，偏見愈大。同時，內向者社會網絡具有較小的“網絡外向偏見”，而且，愈內向，愈能校準。
內向者更少決策偏見
費勒和克雷恩鮑姆的研究結果意味著，領導者的人格特質為內向型時，他的社會網絡結構相比較外向型領導者會更平衡，更加接近社會整體環境的真實外向型水平。因而，內向型領導者就會擁有一個相對真實的網絡環境，更有可能做出相對客觀的判斷和決策，從而更有助于保證領導的效果。
雖然這并不表明外向者的社會網絡會全部失真，但“網絡外向偏見”對外向型領導者是一個提醒，因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外向型領導者的社會網絡可能會“錯誤地代表”整個社會人口的實際狀況。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兼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教授與其合作伙伴，曾在2011年的《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了一篇題為《在你做出重大決策之前》的文章。
文章指出，危險的偏見能夠潛藏在每一項戰略決策當中，領導者需要在誤入歧途之前發現并克服它們。這就需要領導者重視對他人的觀點并進行評析，然后決定是接受或否決這些觀點，或是將其交給下屬。麥肯錫公司曾對1 000多名企業投資者做過調查，結果發現，組織在決策過程中為減少偏見做出的努力，將會讓組織的收益回報提高7個百分點。
因此，“網絡外向偏見”所反映出的社會網絡結構的不平衡，很有可能會影響領導者決策。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弗朗西斯·弗林(Francis Flynn)和南加州大學商學院斯科特·威爾特姆斯(Scott Wiltermuth)兩位教授，針對研究生、企業管理者和企業員工三個獨立的群體做的一項認知偏差研究發現，組織中的成員總是過高地估計其他人在倫理問題上認同自己觀點的程度。而且，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中介角色(即成為人際聯結的橋梁)，有可能加劇這種偏見，越是身處社會網絡的聯結中心，個體的這種偏見越嚴重。
近兩年來，陸續有一些研究證明，較高的外向型人格特質并非總是好事。同時，內向者領導力的積極作用，也逐漸受到關注。沃頓商學院的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教授等就驗證了外向型領導者對員工的影響不都是積極的。還有一些學者證實了，雖然外向者較內向者更有可能獲得領導職位，但內向者和外向者的領導效果卻沒什么差異。
當然，內向者領導力的有效性，仍有待未來研究進行持續深入的探討。為此，費勒和克雷恩鮑姆提出了后續研究可能有價值的問題：“網絡外向偏見”是否造成了每個人在其他人眼中都要比實際情況更外向?如果人們都認為自己的社會行為不如感知到的社會規范外向，是否會導致個體的歸屬感、自尊和自我價值感下降?如果人們把自己社會網絡的外向型水平當作整個社會的規范要求，是不是還會對年輕人的教育以及他們的行為取向產生誤導?
老子在《道德經》里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內向者相比較健談、活躍的外向者，頗具“希聲”和“無形”的表征。令人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還用科學研究證明了，內向者也可以實現“大音”和“大象”的領導效果。不過，評析內向者和外向者領導力，并不是在做內向者和外向者孰好孰壞的單項選擇題，關鍵要看他們的領導力，為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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